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家棟 [2022] 4 HKLRD 457, [2021] HKCFI 225

彭耀鴻資深大律師領李安然大律師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劉家棟 [2022] 4 HKLRD 457, [2021] HKCFI 225代表上訴人。

被告人是一名社工，經原審後被裁定一項「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觸犯《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 第36(b)條) 罪名成立，並且被判處監禁12個月。案情指出，在元朗一場示威活動期間，警員多次警告人群散去但不成功，而一些示威者向警員投擲雜物和照射強烈激光。被告人和其他社工之後站在人群與正在推進的警陣之間，並呼籲警方放慢步伐和給予人群空間後退。被告人舉起雙手過頭，一手手持社工證。被告人維持相同姿勢，以較推進警陣慢的步伐後退。他被指阻撓警陣中一名警員的去路，即他的手觸碰該名警員手持的盾牌，令該名警員要繞過被告人才能繼續推進。警陣中其他警員把被告人推到路邊，而被告人最終失去平衡和被制服。被告人不服定罪，提出上訴，辯稱原審裁判官錯誤地裁定被告人的行為構成阻礙而非僅僅造成不便以及錯誤地裁定控方已證明被告人的行為故意。被告人亦針對判刑提出上訴，辯稱判刑明顯過重。

裁決－ 駁回定罪上訴，但刑期上訴得直，監禁期由12個月減至8個月：

定罪上訴

• (1) 「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的罪行元素為：(i) 警員曾被阻撓；(ii) 當時該警員正在執行職務；及 (iii) 阻撓該警員的人故意如此行 (引用 HKSAR v Tam Lap Fai (2005) 8 HKCFAR 216)。[見第10段]
• (2) 被告人的行為構成阻礙而非僅僅造成不便或令警方稍加費力。雖然控罪只列明被告人阻撓一名警員，原審裁判官有權顧及被告人行為的整體後果。指只有一名警員被阻撓的說法未免漠視現實。再者，被告人對警陣的影響不輕，因他令一眾警員停下和重新部署。一個原本是與警員理論的情況會令正在妥為執行職務的警員面對更大困難，即使與警員理論的人認為自己只是據理力爭亦然 (引用 Hinchliffe v Sheldon [1955] 1 WLR 1207， R v Wong Kui Ping (CACC 1019/1977)， HKSAR v Tam Lap Fai (2005) 8 HKCFAR 216)。[見第11、15、22、25至34段]
• (3) 案發時，警方正在使用合理武力驅散人群以及令示威地點的交通和秩序回復正常，因此在正當地執行職務。[見第39至41段]
• (4) 就涉案罪行而言，「故意」的元素要求考慮多個因素，包括被告人曾否蓄意作出他知道或意圖會令警員無法或更難以執行職務的行為，以及該行為是否有合法辯解。就首項要求，被告人必然意圖令警方停止或暫緩行動，並知道或期望會有此後果。案中有充分證據推斷被告人知悉並意圖其行為會阻撓相關警員。再者，本庭拒絕接納被告人指他真誠地相信警方因沒有給予足夠時間讓人群散去而並非正當地執行職務的論點。案中的整體證據 – 包括沒有跡象顯示人群散去以及沒有人指稱警方使用非法武力 – 否定被告人抱有上述真誠信念的可能性。因此，被告人就其行為沒有合法辯解 (引用 Lewis v Cox [1985] QB 509， R v Chung Chi Cheung [1987] HKLR 1221； Hills v Ellis [1983] QB 680予以考慮)。[見第16、52、57至59、65至73、76至78、80至81段]

判刑上訴

• (5) 本案判刑須起阻嚇作用。考慮到罪行在非法集結的背景下發生、 被告人的阻撓行為令出現的風險增加 (特別當警員人數遠不及集結者人數之時) 以及被告人的行為屬單向而非中立，涉案情況支持判處即時監禁刑罰。然而，被告人沒有動武、他的行為不激烈和維時不長、他對警方不懷惡意以及他沒有令警員陷入即時危險。考慮到被告人初犯，監禁8個月的量刑基準已足以反映被告人在整體情況下的刑責。被告人所倚賴的求情因素並不足以支持減刑，因此恰當的刑期是8個月 (引用 律政司司長 訴 黃之鋒 [2018] 2 HKLRD 657， 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 21 HKCFAR 35， HKSAR v Tang Ho Yin [2019] 3 HKLRD 502， Leung Kwok Hu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No 2) [2020] 2 HKLRD 771， 律政司司長 訴 鍾嘉豪 [2021] 2 HKLRD 1338， 律政司司長訴 庾家駒 [2020] HKCA 1019， 律政司司長 訴 袁志成[2020] HKCA 1054)。[見第92至109段]

[以上節錄自 HKLRD 中的判決提要]